最早读到《光明日报》，是20世纪60年代初。那时，我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，学校图书馆在五楼，一楼有个教师的阅览室。负责管理图书馆的高挥老师，看我爱看书，便特意带我到一楼的阅览室，这里有专供老师看的杂志和报纸。当时的报纸没有现在这么多，《光明日报》赫然在目。我喜欢文学，因此首先吸引我的是《光明日报》的《东风》副刊。记得我在上面读到了翦伯赞、田汉、钟敬文等人的文章，还看到了邓拓的诗和华君武的漫画，这些作者的名字如雷贯耳，让我觉得《光明日报》很了不得。当时，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遗产》《民间文艺》等专刊，都是整版的大文章——那时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我装模作样地看，其实并没有看懂。
没过多久，这间阅览室关闭了。再次读到《光明日报》，是1975年夏天。那时，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，家从前门搬到洋桥，每天上班下班时，要在虎坊桥换一趟公交车。一天下班后，我在虎坊桥看到了光明日报社的大楼，就在前门饭店对面。中学时代读《光明日报》的情景，一下子恍若目前，在我心中一直是那么“高大上”的光明日报社，居然就在眼前，触手可摸，抬脚可进。
报社大门前的东侧有一排长长的玻璃窗，里面贴着每天出版的《光明日报》及其他报纸。每天下班路过这里，我总要贴在玻璃窗前，把各种报纸浏览一遍。报社在虎坊桥南的丁字路口东，报栏朝北，黄昏时分，夕阳的光芒正好从西边射过来，辉映在报栏的玻璃窗上，光斑跳跃。玻璃报栏和报社大楼，都在光芒辉映之中，四周街市的喧嚣，似乎都被滤掉了。这里成了我的阅览室，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报栏前的读报时光，止于1978年。记得那年春天，我在这里读到了《光明日报》上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；初夏，我读到了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虽然有些内容没有完全读懂，却能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。没过多久，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，很少有机会再到这个报栏前。
后来，得知我的中学同学王晨在光明日报工作，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调到光明日报当记者，忽然觉得光明日报似乎离我不那么遥远了，那座大楼里有我的熟人呢！当时，我和理由一起在丰台文化馆编一本叫《丰收》的内部文学刊物，读到他写的不少报告文学，我便向他请教。后来，另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也调到光明日报。我不禁“蠢蠢欲动”，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光明日报的记者，遗憾的是，最后未能如愿。
进入80年代，因为写作，我渐渐地和光明日报有了联系。我最先认识的是光明日报记者秦晋。当时，我写的长篇小说“青春三部曲”举办讨论会，他给予我很大的鼓励。记得参加讨论会，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。那时的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写作者，都是那么朴素、平易。之后，我又认识了光明日报的另一位记者冯立三，我们还先后调到《小说选刊》参与复刊工作。冯立三是我的领导，对我的工作和写作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指导。后来，陆续认识了张又君、宫苏艺、韩小蕙、彭程等光明日报编辑，他们都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。宫苏艺是我第一次在《光明日报》发文章时的责任编辑。彭程专门为我写过评论文章，刊发在《光明日报》。近年来又结识了一些年轻编辑，对我的投稿，他们的回信总是有见解，有批评，有时写得像一则简短的评论，也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友情。编者和作者之间如朋友一般保持通信的传统，如今难见了。
迄今为止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近90篇文章——我自己都感到震惊，这是多么深的一段缘！晚年的孙犁先生曾经对我说，他愿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原因有二：一见报快，二读者多。我也很愿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而在众多报纸中，《光明日报》是刊发我文章最多的报纸之一。我的这些文章，有的被其他报刊转载，有的被选入中学语文试卷阅读题，有一篇散文《孤独的普希金》，还被选入香港的中学语文课本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——散文《银色的心愿》，写一位荷兰的乒乓球收藏家渴望收藏我国红双喜牌的乒乓球。文章发表后，生产红双喜乒乓球的厂家与我取得联系，特意给这位荷兰人寄去了他们的乒乓球。此事足见光明日报的影响力，它帮助这位荷兰人，也帮助我实现了这一银色的心愿。
记得在一次会议上，我和宫苏艺相识，他热情地向我约稿，让我很是激动。那时候，我虽然写东西已有十几年，但还从来没有在《光明日报》的副刊上发表。其实，我一直希望能在《光明日报》，尤其是《东风》副刊上发文章，圆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个遥远的梦。在我心目中，报纸的副刊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地。在报纸上刊发文学作品，是“五四”以来的传统，很多读者是从报纸副刊上读到文学作品，进而认识作家。副刊扩大了文学的受众面，使文学产生了更广泛影响，它关注现实生活，滋养人心，在报纸上形成独有的一方园地。而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，我早在读中学时就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光明日报社先后迁址到虎坊桥和两广路，两地都在城南。北京城南有办报传统，早在清末民初，很多报纸先后在城南创办。选址在此，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承吧。?作者：肖复兴（作家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原副主编）
